12月14日 晴
G现身了。据说，在公司年会上，当他入场时，掌声长达两分钟。这掌声中有意外、尊重、欣喜、侥幸，或许还有对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感。
整个周末，关于G的猜测占据了所有的媒体、微信、微博、饭桌、吧台……比起刚刚在狱中身亡的另一位商人X，G带来的冲击更为显著。
这不仅因为G的企业规模更为庞大，因为他的国际知名度——过去几年一连串的国际并购令他成为最出名的中国商人——更是因为他一直低调的个人作风。比起X卷入了政治漩涡，G一直以一个市场力量的代表出现。他的消失与再度出现，都没有明确的说明，似乎被一种过分神秘与强大、人人似乎知晓又不确切知晓的力量决定。
因为G，我忽然想起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的一本书。大约12年前，在后海旁的社科文献出版社，见到这位《华盛顿邮报》的外交编辑，他来中国宣传他的新书《寡头》（The Oligarchs）。在书中他追溯了六位俄罗斯人——四位巨富两位政客——在九十年代的兴起。当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慌乱时，他们从中谋取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与权力。他们的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他们的确是一个失灵的旧制度的摧毁者，但同时似乎并无意建立一个新制度，只是把那个僵化的财富激活，然后转移进自己的腰包。他们和那个经常冲动、醉酒的叶利钦是这个新俄国的象征。
我忘记了到底问了霍夫曼什么问题。我记得那本中文版的《寡头》包装不佳，印刷欠妥，或许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没有理解内容的重要性，甚至对它的题目“寡头”（The Oligarchs）也缺乏感受。或许承接希腊传统的人可能很容易理解“寡头”的感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他们就喋喋不休地讨论“寡头”与民主与公民的关系。但我不属于这个语境。
我也对俄罗斯的变化缺乏兴趣。仍记得1992年秋天，作为一名高中生，我和同学们颇为激烈地在政治课上争辩——为何“苏东波”（苏联、东欧、波兰）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了，中国却坚持住了，尽管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依旧曲折与漫长。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确信感从何而来，如今想来，我当时的脑子真是被洗的干干净净。这争辩也意味着，俄国因素在我这一代人中的迅速减弱。自从李大钊说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主义”以来，俄国就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历史。它是榜样、是方向，但此刻，榜样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