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许多人忽略了他给中国输入公共管理经验的细节。在李的多次访华中，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显然是个好“学生”。朱的许多改革是借鉴了新加坡经验的。有趣的是，虽然中国的改革与新加坡的经验有相似之处，不过，“南橘北枳”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改革在现实中遭遇很大的阻力，“以薪养廉”就是一例。
1992年是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关键年份。在李光耀访华前，中国新华社记者向李光耀问计，主谈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经验。当时人们开始重视公共管理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他介绍说：“一切有关政府官员权力的工作条例，力求简单明确。这样一来，任何违反条例的行为都很容易引起怀疑或招来投诉。”同时，“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自行处理权，例如批准发给执照或许可证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李光耀谈到，“（新加坡的）公务员的薪金都相当不错，因此受贿的公务员会冒失去工作和养老金的危险。”显然，李光耀对公务员薪酬的激励和反腐作用是相当有信心的，并且认为此经验可以适用于中国。有趣的是，新华社报道一开始就有意识的不用“高薪养廉”，而是用了“以薪养廉”。
不论是“高薪养廉”还是“以薪养廉”，在经济学的理论中，政府能否提高公务员薪酬来减低腐败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简单来说，卸责理论认为，既然因腐败获得的收入很高，腐败行为又难以被发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给公务员工资水平要非常之高才可能起到反腐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温和的工资上涨是起不到反腐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其中一位倡导者。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相信效率工资理论。只要公务员工资是公平合理的，公务员会理性考虑腐败后一旦被发现的代价，因而遵守公务员的一些基本守则。目前经济学关于此项研究大多使用跨国数据，目前只有一项证据是比较确定的：过低的公务员工资会加重腐败问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显然是肯定这一点的，而朱镕基也是如此。
有趣的是，尽管1990年初国人对海外的公共管理经验了解较少，新加坡“高薪养廉”经验却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辩论。《人民日报》发表了数篇关于公务员薪酬和廉政建设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多为纪委系统的干部，而且多数拥有较高的行政级别（省部级）。比如有一篇文章就专门提到，“他们（新加坡）一般只说‘以俸养廉’，很少说是‘高薪养廉’。因为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只是保持在中上的过得去的水平，比起相应的在企业谋事的职员来说，收入还要低得多。”在公务员薪酬与廉政建设方面，大多数的讨论没有深入了解背后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情况。一开始，对许多共产党官员开说，“以薪养廉”或者“高薪养廉”是一种特别的思想上的刺激，许多人愿意循着这一思路改善中国公务员的治理。但新鲜感过后出现各种反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