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照石油国家的标准，安哥拉的不平等也到了几近荒唐的程度。寡头们在里斯本的豪华饭店可以随手掷下500欧元小费，而联合国称，约六分之一的安哥拉儿童在5岁前夭折——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儿童死亡率。安哥拉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与种族隔离的南非相当，尽管这比当今的曼哈顿好一点。
然而，这个很少被研究的国家却被西方体系所接纳。来自西方的外派员工让安哥拉保持运转。全球奢侈品经济到处都留下了安哥拉寡头的身影，包括英国的私立学校、瑞士的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爱马仕(Hermès)商店等等。事实上，牛津大学(Oxford)政治学家里卡多•索尔斯•德奥利韦拉(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在他的精彩新作《壮丽的乞讨之地：内战以来的安哥拉》(Magnificent and Beggar Land: Angola Since the Civil War)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寡头的理想世界”。西方国家甚至连假装反对盗贼统治国家的姿态都不再做了。
自延续250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开始以来，外国人经管了安哥拉大部分事务。后来，葡萄牙殖民者垄断了这里几乎所有的技术性、甚至半技术性工作。当葡萄牙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离开时，安哥拉可能连100名大学毕业生都没有。因此，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只能依靠东欧经济顾问（没什么作用）、雪佛龙(Chevron)之类的美国石油公司（帮助很大）以及（同样方便利用的）古巴士兵来进行打击安盟(Unita)叛军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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