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赵紫阳在80年代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但如今已为多数人淡忘。中国现代史学者吴伟曾参与80年代赵紫阳主导的政治改革研讨和实施的全过程，本文为吴伟为赵紫阳逝世1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今年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10周年。他的名字，与中国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是当年那次政治改革的实际设计者和实施的主持者。从80年代初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开始，直到1989年“六四”之后因反对武力镇压学潮而被撤销职务的10年间，以及在此后被幽禁的长达近16年的岁月里，他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做了深刻地研究和思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和政治遗产。
中国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尝试
1986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但同时，改革也遇到了旧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阻碍。以坚持“两个基本点”而著称的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
经邓小平提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著名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其后的改革操作。正是由于赵紫阳的主导，使这场由邓小平提出的原本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向现代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偿试。
1986年9月，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并授命鲍彤组建研讨小组办公室，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党内左的势力发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干扰，于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通过了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此后，在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主持下，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直到1989年6月，改革因天安门广场那场镇压而被迫中断。
资料图：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后赵紫阳率常委亮相这场步履维艰的改革，从研讨到展开，也不过只进行了两年半多的时间，但是它仍不失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次有益探索。
有人认为，这场改革的性质，只不过是一场带有行政改革性质的体制改良。但是，我认为，中国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双重性质。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一场体制改良，有些过于简单化。因为，仔细分析起来，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对这场改革的主张，与它的实际主持者赵紫阳的主张及其在这场改革操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实际举措，有着重大差别。
在改革的出发点上，邓小平是着眼于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路，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试图在保证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做出改变的前提下，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赵紫阳则着眼于改变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限制党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
在改革的目标上，邓小平提出三条：第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而赵紫阳则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展民主。他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必须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从政治改革研讨一开始，赵紫阳就接受了鲍彤和研讨办公室的提法，将“建设高度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让邓小平能够接受，赵紫阳、鲍彤提出，同时把邓小平提出的表述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表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在改革的内容上，在研讨之初，1986年9月，邓小平就规定：“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征集修改意见报告上的批示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同样强调了“党政分开”，但他对“党政分开”的解释是： “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这一阐述与邓小平以解决多重领导、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的“党政分开”的重大不同在于，强调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强调“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强调党不再“领导一切”，而是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通行的执政原则：实行政治领导，即“出主意、用干部”，通过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党的主张。
另外，在十三大报告中，赵紫阳还提出了在除人民代表大会之外的国家机关中取消党组、地方党组织属地化、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依法保障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又对实现这些方面的改革一一提出了具体措施。中共十三大之后，赵紫阳在领导经济、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又相继提出了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廉政建设、在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建设民主政治新秩序等问题。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和赵紫阳在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上的重大差别，使这场改革具有了双重性质，甚至有两条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准确地为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理解为什么是这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动者邓小平自己亲手扼杀了这场改革；也才能在今天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赵紫阳政治遗产。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
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是由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表面上看也是由中共中央主持的，但也只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1989年6月，政局的突然变化，打断了这场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自我改良进程，许多已经开始的改革被迫中止，许多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胎死腹中。在此后的几年里，已经实施的许多改革又重新回到起始点，甚至进一步，退两步。这场政治改革之所以失败，总起来说，就是赵紫阳说过的一句话：改革的力量不够。它是当时中共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党内保守力量力图扭转十三大改革开放方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