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而在目前中国的形式下，反腐自然是其重头戏。近期的中国实践也证明，没有有效的反腐，全面深化改革终将成空谈；而如果没有法治，反腐也可能是镜花水月。在十八大之后的反腐风暴中，认真思索法治，重新理解反腐，既是契机，也是必然。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到2014年7月底，中国掀起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近6.3万名党政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30余名非常高层的人物，近70名受到调查的官员自杀。到10月份，已经有6名正部长级高官被查，更有徐才厚、周永康、苏荣等“大老虎”倒台。一手“打老虎”，一手“拍苍蝇”，以“打虎”来割除腐败势力，以“拍苍蝇”来改变社会风气，相辅相成，“治标”效果显著。
而且大规模的反腐败已经带来一些可以预见的后果。部分官员积极性受挫，从乱作为到不作为，滑入惰政、怠政的另一个极端；众多干部被查，也导致涉案单位的人心浮动。从以往实践看，“运动式反腐”，有可能沦为“割韭菜”，腐败依然可能“春风吹又生”。更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党的纪律部门厉行反腐极富成效，但一方面难以摆脱“政治斗争”和算计的舆论批判，另一方面也因其不完全符合现代法治原则而饱受诟病。在中国不可能全盘复制西式法治的背景下，中国的反腐乃至法治的下一步究竟在哪里？
腐败的根源在与对权力的监管不力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几乎所有国家在经济大发展时期，只要制度不健全、权力缺乏制衡，都会伴随着极大的腐败。政府对市场不适当的干预、政府保留太多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对某些企业和行业不适当的补贴、决策机制不够民主和科学，以及官员权力缺乏制约，都是导致腐败高发的重要体制或机制性因素。
镀金时代的美国曾遭遇和中国当今类似的局面：官商勾结、卖官鬻爵、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政府失信、政党恶斗、种族撕裂、社会歧视、政治操纵、犯罪高发、道德滑坡、黑社会横行、食品卫生危机、民众移民外逃……
19世纪60年代，内战之后，百废待兴，美国终于迎来其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然而，内战英雄格兰特却成了政治“罪人”，在格兰特、海斯、克利夫兰等一系列平庸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了贪腐的快车道，社会诚信沦落、政府诚信丧失。在美国地方政府中操纵选举、控制市政建设、贪污腐败的“城市老板”横行近一个世纪，众议院成为拍卖行，政府成为利益交换地，而法院则是当之无愧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