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去整整25年了。直到25年后的今天，北京仍然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25年来，除开异议群体，大部分人在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时都避开“六四”这个话题。日积月累，中国国内生产出一套套关于当代中国的论述，在其中，“六四”要么略去不提，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六四”没有什么重要性，似乎不谈“六四”也可以谈当代中国。其中，尤以经济学界为最。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国经济改革，自1978年开始，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六四”之后固然有过一段短暂的停顿，但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启动，于是改革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线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关于共产国家搞改革，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后半句则另人深思：为什么那些主动进行改革的共产国家非但没有延长其寿命，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呢？
大致上讲有两条原因，一条是一般性的，一条是特殊性的。
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容忍，他们就越是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的时候。
特殊性原因在于，共产党国家搞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其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执政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