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

治霾的经济与体制逻辑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开大排量车又问责雾霾之举,源自个体面对“公地悲剧”的无力感。要摆脱“公地悲剧”,就必须让治理污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但这个过程在中国遭遇了体制的阻碍。

像欢迎解放军一样,北京人热烈欢迎北风的到来。笼罩多日的雾霾终于被吹散。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不会是北京最严重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雾霾。

最近有媒体发起一次现场调查,问题非常简单:“持续重霾天,您还在开车上班吗?”结果并不乐观,在接受调查的153名司机中,仅有三成人对开车说“不”。

这种调查结果并不意外。首先,虽然有数据表明尾气是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知识的普及速度往往比不上直接的观感。比如,在春节期间,车流减小,但仍有雾霾;再如西方发达国家汽车密度更大,但空气却好很多。所以,很多人认为尾气与雾霾关系并不大。

其次,雾霾天气里,挤公交、挤地铁,暴露在空气中,“吸毒”更多,而开启车内空气内循环,的确可以降低车内PM2.5。不过,这一安全并不持久,1小时之后,车内空气就会变差。但是,个体选择往往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越是雾霾天气,开车的人越多,而雾霾天气中,大气流动速度更为缓慢,尾气的影响权重就更大。

最重要的是,除了少数人认为“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制造者,每个人也就有义务打扫雾霾”,并积极行动,绝大多数人,在面临减少雾霾与伤害自身利益的选择时,往往会归咎于其他因素,抱怨野蛮施工、污染企业、集中供暖、餐馆、烧烤、秸秆,觉得政府规定的限行、尾气年检只是在“装积极”,并抵制妨碍自身利益的减污措施。这并不奇怪,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品,空气陷入了“公地悲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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