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新年少不了红包，微信红包更是如病毒传播，热闹之际有一个红包特别刺眼，那是一个80万元的大红包，得到红包的是中国顶级运动员李娜。舆论大多集中于事件人物背景本身，而笔者认为，红包大小其实不是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这个红包由谁发、可不可以发，这涉及预算公开、公共财政、国家治理和司法先例。其中深意，切不可忽视。
公器绝不可私用，纳税人和老百姓的哪怕每一分一角都不可以浪费，如果确实用于公用，那么用途必须公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有没有人大的同意或者授权、程序上是否完备、受到何种监督和审计，不能有一丝马虎或者随意性。这一事件深意也正在于此，必须以这个红包为严肃判例，记录进相应的司法解释并公之于众，以树立公共财政执行和监督方面的典型案例，以儆效尤的同时为未来中国公共财政法案的立法和实行奠基铺路。
一个红包是小，但各种支出大大小小的加在一起，总量就惊人了。2013年年底中国审计署公布的全国五级政府债务审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保持20%以上增速，滚雪球似地急剧膨胀，奔向20万亿量级。中国地方举债方式乱象纷呈，中央频频出招堵截，而地方屡屡绕道躲闪，原因何在？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层级越下沉，支出责任越重，而财力越提襟见肘，基层政府（县级）不得不挖空心思举债度日；另一方面，地方财政预算约束长期软化，支出不透明，对举借债务管理不严，导致举债融资不规范，如多头举债、举债程序不透明、融资成本较高、债务收支未纳入预算管理等，最终债务监管不到位，又使得偿还责任较难落实。上述体制缺陷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宏观经济的一个核心结构“症结”，就像挂在中国这艘巨型经济航空母舰上的一枚炸弹，只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把它安全拆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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