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据《刑法》第291条，认定“许志永无视国家法律对于公民正当行使权利的规范，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多次组织、策划在政府机关周边地区、商业繁华地带及人流密集地区等公共场所，实施多人聚集及张打横幅的活动，且参与人员在现场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扰乱了公共场所的秩序，情节严重。许志永作为首要分子，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并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一审判决认为北京市检察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因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并不等于被告违法；要确定被告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还要分析法律规定及其适当解释。
《刑法》第291条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即便控辩双方对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许志永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否构成“阻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情节是否“严重”？对于这一连串法律问题，一审判决统统没有交代。长达十几页的判决书99%都在陈述事实，法理分析却只有一两句话轻轻带过，直接跳跃到判决结论，显然是一篇不合格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判决是对法律的严重误用与亵渎。
更严重的是，一审判决只引用了《刑法》条文，对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只字不提，以至严重曲解了《刑法》规定，并错误为许志永定罪。由于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与解释存在明显错误，其判决结论不能成立。
法院有义务适用《宪法》
众所周知，1982年颁布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国家机关”显然包括法院，法院对于宪法实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境内的每一个法院都是按照《宪法》及根据其制定的《法院组织法》建立的，每一个法官都是按照《宪法》及根据其制定的《法官法》任命的。如果司法判决拒绝适用《宪法》，那么法院和法官自己即沦为非法的存在，他们行使的权力亦失去合法性根基，而变成赤裸裸的私人暴力。
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所有法律都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的方式获得解释。譬如《刑法》第291条中的“情节严重”如何界定，必然取决于相关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行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那么对于公共交通的瞬间堵塞，即可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但是如果有关行为涉及极为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即便严重的交通堵塞，都可能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容忍的——因为如果不容忍的话，对基本权利的压制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许志永的行为恰恰涉及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第35条保障的言论与集会自由。面对这项对于社会健康生存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必须慎之又慎。如果《刑法》的某些规定和《宪法》第35条存在明显抵触，那么《刑法》规定是无效的。如果《刑法》规定笼统模糊，那么法院就有义务以符合《宪法》第35条的方式解释这些规定，使之符合《宪法》；否则，法院即放弃了自己作为“审判机关”（《宪法》第123条）的职责，如此作出的司法判决必然违宪无效。
适当解释《宪法》第35条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这一条规定的六项权利当中，集会、游行、示威独占三项，可见这一权利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集会是言论的延伸和放大。人们之所以诉诸集会，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围观和关注，以利扩大诉求的影响范围。只要不发生暴力冲突，集会在本质上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可被视为广义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应和其它形式的言论一样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