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围绕政府重新开张和提高债务上限的僵局让华盛顿方面精疲力尽。正如1995-96年政府关门和2011年债务上限恐慌那样，十之八九，今后能记住这段经历的主要将是那些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士。但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或许会将今天的危机视作一个转折点——它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失灵，是应当避免的坏榜样，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样。
令这场悲剧雪上加霜的是，当前危机中，人们争论的大多数话题与美国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并无太大关系。关于“持续决议”(continuing resolution)和提高债务上限具体时机的无休止讨论如此，有关调整国会人员医疗计划或削减医疗器械税（仅占GDP的0.015%左右）的提议亦是如此。
更根本的在于：比起美国经济面临的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目前和未来的预算赤字只是次要问题。关于美国将面临重大赤字问题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比起政策界不少人着迷的长期预算协议，通过重增长手段间接解决赤字问题的政策在经济上更稳健，在政治上也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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