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平衡之痛与中国出路

2013年5月以来，在内外环境的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社会动荡。表面上看，这些事件的起因纷繁错杂、毫无关系，但实际上，这都是全球从“失衡”（imbalance）加速走向“再平衡”“（rebalance）引发的痛楚。

金融危机前十年，发达国家过度杠杆化、自由化，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财政和国际收支维持双赤字，新兴市场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外需和外资，形成了出口导向、投资主导、信贷驱动的畸形发展模式。过去五年，结构性调整虽然有所进展，但失衡实际上还在加剧。发达国家祭出超低利率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使新兴市场延续资本流入，货币和信贷加速扩张，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但进入2013年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接近极限，全球“再平衡”的痛苦正加速在新兴市场发作。

全球再平衡之痛

第一个痛苦来自贸易再平衡。从发达国家来看，作为主要的两个逆差经济体，欧盟和美国的逆差正在加速收窄。2005-2008年间，欧盟和美国每月的合计逆差在800亿美元左右，而近三个月这个数字平均仅为300亿美元左右。欧盟2-4月甚至史无前例的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贸易顺差。这不是偶然现象。一方面，发达国家降低负债率导致储蓄-投资缺口显著缩小，另一方面，各国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重新兴起，其中既包括反倾销税、反补贴税这样的显性保护主义（visible protectionism），又包括推动本币贬值这种隐性保护主义（invisible protectio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