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去年12月当选日本首相，可能标志着日本政府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
自1868年走出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影响国际事务与理念的能力之大，与它自身的规模与地理位置很不成比例。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跨国企业突然崛起，并在20世纪80年年代成为全球业界领导者，就是这方面一个例子。
将近30年前我在美国读商学院时，我和同学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日本的管理体制。这套管理体制所依据的哲学，是日本人从美国统计学与管理学大师德明（J.W. Deming）那里学来的。生于1900年的德明是一位学者，他认为企业应该集中关注质量、组织协调性与长期性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德明被忽视，但在刚刚经历战争劫难的日本，人们却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从德明的组织构造与管理理论中，日本人发现了一条恢复本国荣耀与全球地位的途径。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品，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就已经大举攻入西方市场。十年之后，日本资本又大量涌入，购买西方的著名资产，如荷兰画家梵高的名画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地标性建筑。日本人再次依靠其集体意志与民族荣誉感，发挥了远大于其人口规模的全球影响力。
不过，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重新崛起为全球主导性工业国的进程，并没有伴随着金融系统的现代化，也没有伴随对外国间接与直接投资的开放。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升值，导致日本经济失衡，加剧了日本的金融泡沫。1990年泡沫破裂后，日本再次成为西方的“教材”，不过这一次是“反面教材”，代表着经济停滞不前又束手无措、在债务陷阱中无法自拔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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