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国如此复杂而戏剧化的政治环境中读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如同怀抱一场春梦。明明见着佳人翩然窈窕，却只剩唏嘘两行泪痕。
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能穿越回到南宋的临安，或今天的杭州，可能除了在语言服饰上需要一个简短的时间来适应之外，无论在制度氛围、社会行为与日常生活中，很快便能如鱼得水，甘之如饴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生活形态，在南宋时期已经基本成形，之后的中国，无非在这种形态之上略有修补，而总体而言，并无重大突破。再换句话说，中国式生活，在南宋时期就已臻于化境，文明程度塑造之精巧与高超，至今亦无从自矜跨越。
按照谢和耐的叙述，临安城乃至其郊区与农村，已经形成了极其精致细密的社会管理体制，经济分工严谨，程序设置精巧，伦理系统完备，秩序稳健。在上层，皇帝和精英管理系统形成严格的执政秩序与程序，虽有变异，却无崩塌之虞；经济分工促成大量细致而严密的行会系统，虽然无从与政治抗衡，但基本自治仍然存在；下层民众在等级制度的约束之下，难以伸张，各安天命，在富贵与贫穷之间沉浮，由于遍布社会精神的儒家伦理秩序与宗教情结的教化，物质供应充足，秩序井然。
而且，这套精密的系统，并未曾如同我们以往所认识和想象的那样，在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中形成普遍和日常的紧张与冲突。事实上，在南宋的社会结构中，政治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宽阔的桥梁与沟通。行使仁政乃是中国，尤其是宋代的重要政治资源，因此朝廷宽仁有礼，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包括了道路的修缮、消防局的设立、公共卫生的实行、对无家可归者的救济，甚至还为贫困人家特地设立了“施药局”（医保的原始形态？），政府抚养弃儿与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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