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读本科时学到的第一条真理，从那时起我学到的所有知识都在反复强调这一点。（我甚至使用拼写检查从我的书中剔除“不可避免”这个词，唯恐它在我疏忽时溜出来。）整部人类历史都证明了一点：许多人类社会好像正朝着一个看似确定的目标前进，结果却偏离正轨走进了死胡同，有时几十年，有时甚至长达几个世纪。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是认定欧盟(EU)经济最终恢复显著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呢？
希腊经济上季度萎缩7%，而尽管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付出了勇敢的努力，穆迪(Moody's)还是威胁要降低英国的信用评级。这些消息应该让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因为正是这些辉格党的主要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学派向人类灌输了以下观念：人类正在朝某个方向“进步”，向未来某个积极的既定目标前进。在经济学中，这种观念就体现在这样一种假定上：经济增长是一种定数，几乎可以说是天赋人权。我们经常理所当然地将经济增长视为人类处境中的一部分，认为它是常规，而非例外。如果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及其他历史决定论者是正确的，人类的确走在一条通往某个目标的轨道上，目的地要么是不可避免的普世自由，要么是工人阶级的天堂，那么我们还会遭遇一个如此痛苦的20世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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