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都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举行，已有42年历史。每年都有个宏大主题。它是一个精密的“议程设置“工程，用来测试该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见领袖的脉搏和体温。
今年的主题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转型：寻找新模式)。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这类主题很熟悉，是老生常谈，甚至有时空穿越的错觉。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30多年中，改革、转型和新模式这些用语，几乎独用于中国、越南以及前苏联、东欧一党威权国家向市场经济的演革过程，但很少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后，中国由复出的务实派领导人邓小平主政，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对转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异，但它已成为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最恒久和高度认同的集体意识：不改革，中国别无出路。我们很少听到“改革资本主义”的呼吁，可能是基于一个共识或前提：彼岸以市场经济和选举民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实践，已在制度竞赛中胜出，已成型完备，进入长期的稳定。
这次看到达沃斯会议手册上“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之后，面对欧美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达沃斯论坛——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奉者和推进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长达五天的议程，有近300个分会场的讨论和活动。头天清早，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我赶去旁听时，过道上已站满了人。
主持人问，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否适应21世纪的现实？ 开场伊始，他对在座的几百位代表做了一个举手民调。结果发现，将近一半在座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两成左右觉得资本主义并无大碍。余下的是谨慎的游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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