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为所谓“中国模式”唱赞歌的大有人在。但在中国奇迹的背后，却难掩公众的不幸福感甚至日增的愤怒情绪，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让和谐社会的愿景显得扑朔迷离。
如果GDP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中国在全球经济惨淡的情况下确实足以“笑傲江湖”。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巧妙地把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上，而不是武器上，最终被认为赢得了辩论，在国内威望大增。当然，此后几十年美苏经济对比的戏剧性演变确实佐证了尼克松的观点。
苏联悲剧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首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人民的幸福程度，而非盲目追求经济规模。脱离民生的经济发展，不仅会失去民众支持，也会因为民众收入有限造成消费需求难以提振，最终陷入投资驱动的泥沼。其次，GDP的结构很重要，苏联当时虽然是世界第二强国，但把资源过度投向军事和工业领域，而导弹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而言显然不如茶叶蛋重要。再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经济竞赛是长跑，暂时的领先有时只是透支的先兆而已。正如克鲁格曼在经典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1994）中所揭示的：苏联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克鲁格曼也尖锐地预测了“东亚奇迹”的不可持续：“太平洋周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异乎寻常地动员资源进行经济建设已经得到了回报，这些回报正是最乏味、普通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的。如果说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延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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