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两岸同庆，报道连篇累牍，解读百家争鸣。
两岸相较，似乎大陆这边回顾与纪念的热度更高一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尤其是在历来注重“以史为鉴”的中国。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简言之，辛亥革命的一些理想，如“主权在民”、“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等，不仅在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为残酷现实击碎，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未实现。辛亥纪念热潮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长久难题。
回溯一百年前，“中国必须变”，已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就连颟顸的满清政府，也明白其政权已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变法不足以自救，故在砍掉谭嗣同的头颅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勉强实施维新派所主张的一些新政。但当时中国也确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革，一条革命，最终后者成为历史的选择。为何选择后者，这是目前辛亥革命史解读中的最大争议。
在此问题上，众议纷纷。笔者认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评述，可称公允。钱穆写道：“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维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钱穆此语，当从两个角度解读，首先，他否认革命是最佳的选项，这不同于大陆正统历史教育中所称的，革命党当时代表唯一先进的道路。但钱穆又承认，形格势禁之下，革命成为当时势所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改革之路不通的情况下，革命这个“次优”选项成为唯一选择。如果放在当前的语境中解读，这其实是在“暴力革命史观”与“告别革命论”之间所取的一种折衷路线。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也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