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不久之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党史”还是“枯燥乏味”的代名词，这既是因为中学（乃至大学）的说教式政治教育，让他们彻底失去思索和探求的兴趣，也是因为在这些“重大历史与政治问题”上，普通人历来无缘置喙。
但随着中国的日渐开放，许多禁忌被打破，在一些问题上，人们可以畅所欲言，那些具备新视野、新观念的学者与作品，也日益得到社会关注。中国现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和他最近修订再版的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便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称他为“大陆少数最早具有学术自觉性的学者”，其作品“对推动中共党史学向历史学的转型有启发之功”。
而且，随着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在这个时刻回顾党史，也具有现实意义——一个组织总需要从它自身的历史中去总结经验，来应对今天的挑战。正是带着“鉴古知今”的考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对杨奎松教授进行了专访。
FT中文网：您一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建立至今，所处的社会环境、其自身地位与职能，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如何看待中共应对不同形势的能力？它是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应变力？
杨奎松：举一个例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共产党应该是产业工人的政治组织。中共是在俄国共产党帮助下成立起来的，理论上它也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它也曾经努力想这样做。但结果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依靠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来成就它的事业，它最终是靠农民革命成功的。
对于这一点，莫斯科一直耿耿于怀。即使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得非常好，斯大林等人也依旧相信中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看起来像，本质上不是。这是因为，苏俄几乎从来都坚持党的组织中工人成份要占支配的多数，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很早就不看重这方面的问题，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出发，亦即非常实用地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看一下中共历次党章的内容，你会发现，在中共九大之前，中共从没有限制过入党人的阶级成份。这种限制只是在文革之后才开始明确写入党章里去的。文革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重视工人的作用，甚至提出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但毛泽东在1970年以后就再不让用这样的口号了。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党章中对入党者的成份要求也随之逐渐放宽，连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入党了。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至少历史上的中共在面对现实环境改变的时候，确实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