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8元
无论是种种诟病或者是种种颂扬，《建党伟业》在“看”和“被看”者的蜂拥中，一步步地推向票房奇迹。除了“数星星”这样广为喜闻乐见的八卦之外，电影在众多眼花缭乱和声嘶力竭的历史事件里，步步进逼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主旨上。显然这是电影创作者的中心思想：当一切的方法穷尽之后，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共的诞生。这是一种必然性。
电影所叙述的中国历史，自1911年辛亥革命始，至1921年建党终。无独有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雷颐教授的《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恰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1911年革命终，其叙述对象虽迥然而异，但历史逻辑却是一致：中国变革延至辛亥，一切方法穷尽，惟有革命而已。这也是一种必然性。
两者之间都在重复一种历史逻辑，或者更狭窄一点地，政治逻辑，即历史决定论。亦即是说，中国在他们所叙述的那个阶段中，其发展具有客观性与规律性，最终要推导出一个特定的结果，也就是必然性。《建党伟业》的必然性是建党，《走向革命》的必然性是革命。
当然，雷颐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所得以论述或者推导的一切结论，都是基于史料的研究。他并不避讳在整个晚清70年之中，为帝国殚精竭虑、以国家社稷为重、睁眼看世界、促科学推民主的朝廷人士，也并不简单地认为整个清政府就是反人民反民族的反动铁板一块。例如他对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包括恭亲王奕忻的评价都相当精辟。实际上，他对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专著《李鸿章与晚清40年》乃我所阅读过对于李鸿章至为中立、中肯和中道的叙述与评价。但无论如何，他的中心观点即认为，晚清至鸦片战争的历史，乃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堕落，野蛮与残酷，使革命成为中国变革的最终必然性，惟有暴力推翻清政府，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不是‘坚决镇压’就是‘激烈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与其指责民众变革的‘激进’，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变革’，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极端顽固’。恐怕，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