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国家发展最为兴旺的行当之一就是注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作品。凯恩斯究竟说了些什么？什么时候说的？他继承了哪些人的思想？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会怎么说？”许多年前（时间久远到我现在都不愿去回想），我曾写下如上的文字。自那以后，这个行当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英国联合政府的商务大臣、自由民主党人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在1月17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凯恩斯会站在我们这边》(Keynes would be on our side)。一周后，经济学家戴维•布兰奇弗劳尔(David Blanchflower)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撰文进行了反驳，称“为联合政府的政策披上凯恩斯的外衣是莽撞之举”。
我一贯希望做到公正公平。这两篇文章中都包含一些有关世界经济和英国经济的有趣想法，而且比大多数所谓的经济论战的水平要高得多。但即使不去拉来一位已故人士站脚助威，这些想法本身也是成立的。而且被拉去的也不只是凯恩斯。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关于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最新作品《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的书评，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惠恩在文中指出，马克思会为苏联模式的垮台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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