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公平二字。这并不令人意外。在繁荣时期，水涨船亦高。但在紧缩时期，社会该如何分配利益和责任的问题，却突然变得显眼起来。那些收入极高的人，是否配得上重大贡献带给他们的越来越丰厚的薪水？或者，在社会上其他人饱尝生活艰辛之际，他们是否在不公平地免受困苦折磨？
对此深感担心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组建联合政府之后的第二天，就委托我对公共部门的合理薪酬进行一番研究，尤其是为最高与最低工资设定一个倍数——例如20比1——能否让薪酬更公平。他们还要求我研究一下，这样的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扩展成为一项更普遍的社会规范。
在前些天发表的中期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一个介乎于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公平理念之间的解决方案。的确，人们的贡献越大，获得的报酬就应该越高——但要成比例。此外，还应对薪酬设定上限，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能，也无法宣称整个机构的进步都要归功于他/她一个人的贡献——在这个技能和决策更加分散的知识经济时代，情况愈发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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