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纪念日往往是反思的时刻，随着信贷危机三周年纪念日的临近，我一直在反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当然，我自己犯下的错误，只有我本人会特别感兴趣。不过，我的这些错误，恐怕在经济学家中颇具代表性。
为了减轻对自己的打击，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哪些地方没出错。我依然认为，政府干涉往往都很拙劣；我依然认为，市场通常能够为经济问题提供出色的解决办法；我也依然认为，面对激励措施，人们往往会做出理性反应。或许我的这些想法都不对，但这并不是因为银行危机证明了它们是错误的。
银行体系几近崩溃的事实，证明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是不可或缺的傻瓜。各种干预措施都是东拼西凑的产物，成本高得离谱，对于防范未来危机而言为时太晚，也不太适合。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所有政府干预措施，都是由对实际状况了解有限的人设计的，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模式，也难免要在公众利益、信息不充分的选民条件反射式的偏见、和一些强大的游说者之间做出妥协。政府做了一些事情，而不是无所作为，这仍让我深怀感激。
至于市场的有效性，当然还没有遭受严重质疑。英国政府曾经拥有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英国石油(BP)的大部分股权、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整个电力行业、天然气行业以及劳斯莱斯(Rolls-Royce)。此次危机中没有任何情况表明，必须尽快将这些企业重新收归国有。但就连刚入门的经济学学生也会告诉你，市场原则的反例是存在的，而过去5年间金融体系的状况，就为这张清单添加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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