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的必要调整正在进行中。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从11%的峰值降至2009年的6%左右，同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也远低于6%的峰值水平。人们正在调低对中国未来盈余的预期。然而，下一个失衡的轮廓正变得清晰起来，而中国的汇率是其中的核心因素。
基本上，流向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浪潮面对的只是部分灵活的货币。许多因素造成了这股资本流动潮——这些因素大幅提高了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报率。
最重要的因素是新兴经济体的截然不同的表现，尤其是正在恢复生机的亚洲国家，而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欧洲国家）增长乏力。其结果是，这些资本流动的规模可能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
由于这些经济体处于周期性复苏的不同阶段，它们的货币政策姿态也有所不同。由于通胀仍静止不动，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当局可能只会逐渐退出政策支持。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当局则已经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抗击初露苗头的通胀压力，或者随着经济恢复增长，正退出早先的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出现了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巨大利差，这进一步推动资本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经济体。希腊问题及其后来在欧洲的扩散，可能只会加剧资本向新兴经济体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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