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包围着他自己，也包围着整个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刘宾雁都被视作政治变化的温度计。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对政治容忍度的试探。一些时候，他胜利了，另一些时候则失败了，稿件压在自己的书桌上。中国的政治气氛逃离了毛时代彻底的严酷，却也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对于新闻业来说，基本的常识远未恢复。报纸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仍处于争论之中，而揭露性的报道经常被认定是破坏安定团结——尽管谁也定义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团结”。
政治运动不再席卷整个社会，却仍不断侵扰文化领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所有执政共产党的一个特点”，刘宾雁后来总结说，“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对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要强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一九八一批判《苦恋》，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放与封闭，不断彼此交替。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两种力量的彼此交战，有时候“改革开放”占了上风，有时候自由又必须臣服于“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日后困扰中国的悖论已经显现——共产党政权能在推行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情况下，保持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吗？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都经常成为这种较量的首要牺牲品，似乎危害国家未来的不是恶化的现实，而是一些大胆说出了这些现实的人。
刘宾雁当然了解，他暂获的自由，与最高权力之间的制衡相关，也与领导人的个人风格紧密相关。胡耀邦的开明态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护力量，他的成功既幸运又脆弱。这种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位，而刘宾雁与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方励之与王若望被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开除党籍——中央电视台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直播。这两个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来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党内的自我批评与纠正机制，似乎不再能发挥作用。再加上经济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时的挫折，一种幻灭情绪开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个勃列日涅夫年代正在来临——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陷入漫长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