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印象中，“包产到户”起源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这并不准确。其实，在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此前至少还有三次比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时间分别是1956年、1959年和1962年。
这“三起三落”中，尤以1962年那次包产到户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人们心中印象也最深。
1962年，毛泽东请秘书田家英带领17位同志去农村实地调查，大家发现包产到户在很多地方展开，至少有“十大优越性”。但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激烈抨击“单干风”，可谓两条治国思路分歧的又一大标志，直至十年“文革”。
如果说我们刊发的第一篇口述史中，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讲述了1951年围绕着土改后农村是否、何时和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有不同观点，最终确立了农村集体化道路。那么可以说，1962年的这次包产到户的起落，就是建国十年探索后，历经欣喜与彷徨甚至苦痛后的百姓与领导的再实践，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次思索结果是苦涩的，但其必是共和国历史上又一个潜在的重大关节点。
这段包产到户的历史、各方面的态度及决策过程不但为年轻读者不熟悉，在中共党史和当代史中也属挖掘不多的领域。
建国六十年之际，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17人中央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贞治先生接受了FT中文网编辑的访问，83岁高龄的他向我们一一道来，丰富而深刻。
比如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他们时要求此次调研“脑子里不要带着什么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如在湖南调查时，群众一致强烈地要求“搞包产到户！”又如调查组结合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列出包产到户“十大优越性”；还如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高层领导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等等。
不过，遗憾地是，如果包产到户1962年即在全国农村推广开来，那样，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的中国农村改革，势必提前17年！
往昔历历在目，如此激荡，如此警示。
简历：
罗贞治，1927年生于四川资中县，14岁入四川省资中师范学习，17岁任小学教员，1948年考入国立四川大学。1952年，参加川西新繁县农村工作队，后为该县县委会政研室主任。1952年调入四川省农业厅，1954年至1962年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曾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交通部等单位工作，其间下放“五七干校”。1980年后任农垦部（后归入农业部）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田毅（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以下简称田）：罗老，您从1954年至1962年在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了9年，又参加了毛泽东部署的1962年那次中央农村调查，对当时部分农村包产到户情况应有深入了解，能和我们谈谈这些往事吗？
罗贞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以下简称罗）：你这个话题提得很好。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率先实行的，而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的。回首平生我所做的事情中，最难忘的，莫过于1962年从春到秋大半年时间里，两次参加中央调查组所做的农村调查。因为这次调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并与31年前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在事实上连为一体。
当时调查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在因“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危害加上自然灾害，致使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遭到崩溃性的严重减产和衰落后，如何能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而调查后的主要收获就是，发现了包产到户情况不仅在部分农村存在，并有很大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