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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量的钱追逐少量商品的时候，如果买不着的话，你要么干别的，要么就储蓄。”
7月17日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大学的一次长篇演讲中话锋一转，概念放下，故事开讲。
“（改革开放前）有人看见排长队，就问最后一位，前面卖什么呢？对方说，不知道。又问再前面的人，也不知。最后等排到柜台前，一看，在卖《红旗》杂志。”
这可能是当年的流行段子，但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近于真实。
1988年，周小川曾陪同马洪到莫斯科开会，眼见中央和国家两类商店里商品不多，也排着长队，二人问最后一位排队者，对方也是不知道前面在卖什么。周小川走到柜台，发现在卖南斯拉夫的进口剃须刀。
时光交错。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那熟悉的二层楼大会议，面对来自内地和港澳台的近百名金融学大学生、研究生，在这个“青年金融家领导力夏令营”上，央行行长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中途未曾坐下。
排队故事发生之时，中国储蓄就高，一个因素是因为钱少的自愿选择，而周小川则更着意分析了另一因素，那几乎成为他全场演讲的核心概念——“强制性储蓄”——即有钱，但买不到东西，最终不得不存进银行的情形。
“这说明高储蓄是与管制，尤其是禁止准入等有关系的。有这些管制作用时，供应链就会变得很窄，这时就是大量的钱追逐少量商品，如果买不着的话，你要么干别的，要么储蓄。”周小川说。
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刚刚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周小川先后在北京市和机械研究院工作学习，对此时的各类管制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他说起当年不同吨位的汽车必须由不同工厂生产时十分清晰，这应是他关注价格改革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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