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视为长期利率的基准——升至3.73%以上。放在过去，这会被认为是很低的水平，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去年年底，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降至2.06%。换言之，长期利率在5个月内上升了167个基点。比较而言，升幅达到了81%。
这种情况与有关美国财政健康状况的警告同时出现，令多数评论员感到不安。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与普林斯顿(Princeton)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之间一场较为公开的争论，由此尘埃落定。
向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新得主克鲁格曼发起挑战的人，不是勇气可嘉就是十分莽撞。不过，既然俗话说“猫也有权晋见国王”，那么有时历史学家挑战经济学家也无不可。
一个月前，克鲁格曼和我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一场有关金融危机的讨论。我当时的观点是，“今年出现的超过GDP12%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量新债发行”可能推高长期利率，而在当时，美联储(Fed)的目标是将长期利率维持较低水平上。我预言，“随着市场意识到金融体系今年须吸收债券的庞大规模，我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将上演一场痛苦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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