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通常没有序列号等直接标记，手机商家甚至声称，他们卖掉了多少手机也没有概念。一个自称山姆(Sam)的中国商人说，他“太忙”，记不得卖了多少手机。他说，目前非洲最流行的型号，是一款“变声”机。轻点一下开关，能使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像女人，女人的声音像男人。
这能有什么用？“用来……”，这时山姆的说法听起来好像介于“好玩”和“欺骗”之间，留给你一串困惑，在重庆大厦的世界里，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吧？
马修斯说，通过与这幢综合楼里各种商人的对话，他得出一个重庆大厦90个手机代理商对非洲手机供应量的估算值。他说，每年至少有1000万部手机从这里卖出去；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合理的手机比例是1.26亿用户拥有一部手机和不止一张SIM卡，马修斯估计，重庆大厦可能提供了其中的15%至20%的手机。
某些国家比其它国家获得了更多的手机。在肯尼亚，大约70%的手机来自重庆大厦。马修斯俯身在桌子上，跟一个二十五六岁、四肢修长、坐着吃咖喱饭的肯尼亚人核对数字。“还不止，”这个商人说。“在肯尼亚，更有可能是80%的手机来自重庆大厦。”他说，他今年已经来这幢大楼8次了，他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很方便，很安全”。与各地的商人一样，他更喜欢在有法治的监管体系里做生意：虽然重庆大厦看上去很随意，但香港确实提供了这样一种环境。
至于运输嘛，商人是如此众多，货物又如此之轻，他们的货运方式颠覆了标准的经济逻辑。不错，集装箱货轮是21世纪全球化的象征，拉着大量的红酒、食品和家具从一个洲到另一大洲，而运输成本只是其它运输方式的一小部分。但在重庆大厦的经济链这一端，却是空运令非洲手机如此便宜，实在有悖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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