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保险业者最近向我描述了他在封锁期间的顿悟：他喜欢在工作周内与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一起。所以他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现在，他早早地开始工作，这样他就可以从幼儿园接他们回家，做晚饭并把他们送上床睡觉。他说：“尽管这场大流行病很糟糕，但它迫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生活。”
他绝不是唯一一个重新评估工作的人。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躺平”的社会运动：年轻的专业人士不甘成为经济引擎上的齿轮，他们拒绝高压力的工作，选择慢节奏的生活。
在美国，“大离职”(Great Resignation)指的是员工为了更高的薪酬、更有利的条件而辞职，或者干脆退休，完全离开劳动力市场。这种趋势在其他地方也能观察到。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动荡和坚守工作岗位(因为有工作总比失业好)之后，人们开始用脚投票。
对雇主来说，现在是充满挑战的时期。一些企业正忙于招聘工人，以填补重型货车等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另一些公司则采取强制和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让员工接种疫苗——试探着公共健康和私人侵犯之间的界限——以重返办公室，或者决定完全放弃回归办公室的做法，支持远程优先的政策。
在卡苏尔克的小说中，一名员工把他们的组织比作一个支付工资的邪教组织
一些公司——例如Netflix——也在努力遏制员工发起的，试图改变企业文化的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迫使首席执行官们承诺改善多样性。
新冠疫情凸显了劳动力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无论是好是坏——加速了工作方式的变化。麦肯锡去年的一份报告称，三分之二的受访高管“表示他们正在相当程度上加大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投资”，这意味着将工人从最枯燥或最危险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高质量的工作，也意味着一些工人将失去工作。
在过去20个月经历了如此多的动荡之后，企业有机会创造新的工作环境和模式。三本新书展示了过去和现在工作的苦与乐，以及这对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
卡尔文·卡苏尔克(Calvin Kasulke)的处女作《几个人在打字》(Several People Are Typing)揭示了现代职场文化的种种愚蠢。它讲述了纽约公关高管杰拉尔德的故事，他昏迷后“躺平”在家里的沙发上，在一夜之间，思想与公司内部的Slack频道（Slack是很多国际企业使用的办公聊天软件，微软的Teams和阿里巴巴的钉钉在很多方面借鉴了Slack）融合在了一起。他的同事们认为他懒得去办公室，但他的上司却不为所动——事实上，他反而很高兴。被困在软件中，不受任何干扰，杰拉尔德的表现从来没有这么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