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两位经济学家里达•谢里夫(Reda Cherif)和福阿德•哈桑诺夫(Fuad Hasanov)撰写了一篇题为《不可名状政策的回归：产业政策的原则》的论文，其标题带有一些讽刺意味。
这篇文章指出，尽管战略性政策干预被广泛视为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但它在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中的名声并不好。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词在礼貌的场合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很少被提及。
不再如此。上个月，该基金报告指出，仅在过去一年内，它就观察到全球范围内不少于2500项的产业政策行动，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行动可能对外国商业利益产生歧视，从而扭曲了贸易”。
更令人震惊的是，工业政策在新兴经济体中比在发达经济体中“更为普遍”；在2009年至2022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累计跟踪到了7000项补贴，而发达国家则不到6000项。然而，去年的激增是“由大型经济体推动的，其中中国、欧盟和美国占据了几乎一半的新的[工业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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