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

疫后世界断想:人类步入“危机社会”

胡泳:大流行令我们分裂。假如社会纽带在最亲密的地方开始断裂,那么势必造成一个“危机社会”,其不确定性大大高于“风险社会”。

【编者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知名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者胡泳在疫情期间陆续于微信朋友圈发布关于“疫后世界”的断想,涉及政治秩序、社会人伦、媒体舆论、经济形态等话题。胡泳教授授权FT中文网集结发布,以飨读者。

疫情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共同生活的艺术”

新冠病毒迫使人们反思人类的脆弱性,以及大家不得不相互依存的现实。无论是大流行病还是全球变暖,正在和必将发生的危机明白地显示出,我们对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非常敏感。

因此,这场大流行给我们带来的系列课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承认真正的专业知识并采取行动,是否可以弥补因财政紧缩和扩大的不平等而造成的某些损害,是否在发挥同理心互相照顾,是否可以在不扩张行政权的情况下发展出一套危机管理之道,是否能够创新创造而不是怀旧恢复。最根本的是,我们需要探索和促进“共同生活的艺术”。如果我们不得不处在同一条船上,那条船必须是我们一起建造的。

卫生危机将加剧社会鸿沟

当一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被政治化后,公民变得不太可能相信政府能提供可靠的信息。这种怀疑会带来严重后果。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当然,起分裂作用的并非病毒,而是对付病毒的选择性态度和行为。人们可以借机把责备转移到自身之外,或者将责备转移到他们不喜欢的人身上。

由于共识的缺乏,人群正变得越来越分裂。公共话语不再那么受尊敬,更少基于事实,也更加缺乏实质性。社会分裂的标志之一便是,意见不同的双方都认为对方被洗脑了。我们创建的由多巴胺驱动的短期反馈回路正在破坏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公民话语,没有合作,假信息泛滥,无意理解他人。然而,躲在墙后而不是把墙拆掉,只会使我们更脆弱。

大流行病将加速“大政府”的回归

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总是会限制国内政治争端。现在,政府在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民粹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中的政治反对派正在迅速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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