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是我的母校。再过几天，5月27号，是她的110周年校庆。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延续血脉的是一代代复旦人。在世的校友中，最年长的110岁，恰与母校同龄。在邯郸路上的老校区，我待了八年，横跨上世纪大半个八十年代。1980年秋，邓小平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我提着被褥衣物暖瓶，走进貌不惊人、窄窄的主校门。石雕的毛主席站在正对面，注视着我们。1988年夏，我拖着一个塞得快爆开的行李箱，内含菜刀、案板、中式调味品、牙膏、一大叠黑色袜子（听一位女生的建议，说是不怕洗丢，总能配对），告别母校，赴英留学。
校庆前，母校用一款特制的app神器，搜索散落世界各地的复旦校友。短短几天，已有近四万校友网上集结，来自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国家与地区。母校是这样一个存在：一旦停留过，即便短暂四年，一千三百多个日夜，就终身入籍，伴随至死。
我亲历的上一次校庆，还是三十年前的1985。那年，我留校不久，恰逢80周年校庆。校长是谢希德，书记是林克。为纪念校庆，校方赞助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复旦风》，我是主编。当时，因我坚持要用乌黑的底色做封面，有些争议，觉得不吉利。校方最后也没问什么动机，放行了。自由而无用，是复旦人的自嘲。大学，跟墙外的世界总得有些不一样的风景。复旦的人，骨子里，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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