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札记

媒体札记:消费莫言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有关莫言的舆论议题已渐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转向“消费莫言”,因为人们发现,在莫言周围聚拢着形形色色“别有用心”的人。

一、筑底企稳

白岩松昨晚在《新闻1+1》的镜头前神情严肃问“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情况?”——其实,他的同事早在两个多小时前就通过新闻联播公开回答了:《三季度经济:筑底企稳信号增强》。

不过,这位央视主播结语那句“也许中国的经济没有过去发展得那么快了,但是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变得更好呢”还是未知之数。京华时报今日以《GDP7.4%释放两种信号》代为分析:“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下行风险,因此制订了稳增长的首要调控目标。在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控状态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显示了经济触底回暖的信号……

但是,在GDP数据之中,仍隐藏着另一个信号……经济增长方式距离以消费内需为主要动力的目标仍然相差甚远。”

所以,这份北京报纸的评论员徐立凡值此再言“刺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一,是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的运行基础,优化实体经济环境,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少受冲击。其二,是加紧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等财税政策的优化,夯实启动消费内需的基础。”

在走低的数据中,来自上海的学者郁慕湛也看出了可喜的一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1%,高于8月份增速13.2%。同时,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而CPI则在回落。这就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在放缓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发表在新京报上的这篇《平稳放缓或将成为经济发展常态》,认定当下是个转变的好时机:“经济高速发展可以掩盖许多社会矛盾,而经济发展回归于正常的平稳放缓的速度时,怎样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成了最大的问题,也只有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才能够扩大内需。只有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

但东方早报也允许特约评论员陈宁远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表《对投资拉动经济不能一棍子打死》。文章提醒对投资抱有批评态度的人注意:“中国有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域,不少地方的财政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转移支付远远不足)。但即使卖地,也不是所有地区从一开始就获得巨大收益的,有很多地方是因为2009年四万亿投资才有了经营本地土地的能力,形成一定规模的财政收入。”基于此,作者认定:“不论什么经济体,投资是否活跃,都是其经济是否景气的主要风向标。”

不过,分析经济走势之外,这份上海媒体还是决定和各地诸多市民报章一样,将头版头条大标题位置留给《收入改革方案四季度出台》。根据新华社电稿,在由总理温家宝17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中,“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被列为本季度一项工作。

人们的期待与焦虑并存。因为与此同时,还有另一则消息: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新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称,“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而职工平均工资10年间只增长了3万元,甚至有两成的职工5年之内从未涨工资。差距之大,令人震惊。

齐鲁晚报已然拍案而起,《“五年未加薪”肯定不是“合理差距”》:“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容易让民众不满、引发社会贫富焦虑的恐怕还是机会不平等。所谓机会不平等,主要是指由于体制漏洞或者人为因素设置障碍,造成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与由于天赋、能力、机遇造成的收入差距不同,这种不平等给人们造成的不公平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根据这份山东媒体的思路,“与改变人的天赋、能力,甚至通过绝对平均再分配相比,从机会平等入手来缩小收入差距更具可行性,也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再加上钱江晚报在《阳澄湖搞个活动,公款报账十多万》里刚刚揭发的“浙江一事业单位有编制人员年薪超60万,合同工仅4万”之事,经济参考报上“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因既得利益集团抵触”的专家分析哪怕已经是老生常谈,也能得到网络媒体重点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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