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

中国改革需要集权

中国内地撰稿人张立伟:中国将面对一场交错复杂的危机。当务之急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保持秩序的稳定,并以实际的改革行动凝聚社会。

不久前,笔者曾在FT中文网撰文,表达了为推进改革,防止权力失控,弥合社会分裂,现阶段需要加强中央集权的观点(《政府应退出市场竞争领域》)。此文得到的反馈是大部分人反对,因为这与民主的目标相背而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阐释。

一般而言,不管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国家,权力主要集中于总统或总理个人,他们依宪法行使国家的领导权力,除非他们不幸在议会中处于少数地位而可能“跛脚”。中国自“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实行的是一套独特的集体领导威权体制,这主要是吸取毛时代个人专权祸国的教训,也是对苏联崩溃的警觉,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激进的改革瓦解党的执政地位。

但这种权力分割的威权主义体制是不稳定的,因为其决策权分散,而不同的权力拥有者可能有不同的目标。这一现象和美国政治学家George Tsebelis所论证的现象一致,他认为民主政权中政策的改变与能够投票否决提案的行为者的数量有关。当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少时,决策就会灵活果断,但不一定稳定;当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多时,尽管决策可能谨慎,但更容易停滞。

这可以从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来的决策表现来理解。整个1980年代,尽管邓小平等以巨大的威望领导了改革事业,但最终的政治领导权分成了“一线二线”,二线以1982年建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为主,而一线除了几位革命元老外,主要是年轻领导人。这种多头权力结构形成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导致改革事业无法突破而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一旦改革触及了保守派底线,这些否决权拥有者就会出手,例如,1987年胡耀邦被解职,1989年赵紫阳也因此落马。

到了1992年,老一辈领导人因年事已高淡出政治,中央顾问委员会解散,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否决权拥有者数目大幅减少,拥有“核心”的中央集体为一系列改革提供了权力基础。他们先是强化了中央集权,比如财税改革中的分税制、禁止军队经商、强化了监管机构的垂直领导等,同时推进了金融改革、外贸改革、国企改革、医疗住房等改革,以及两次行政体制改革,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在这个权力集中而否决权拥有者数目较少的时期,决策果断灵活,改革突飞猛进。

但是,第四代领导集体就任以来,形成“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书记不再是“核心”而是职务,常委委员由七人增至九人,决策权再度分散。尽管党内民主防止了个人专断,但也更容易使利益集团固化,因为这种协商并非是一种满足民意需求的机制,在改革决策上因利益分歧难以形成共识。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即出现“民间否决”,如“孙志刚事件”让收容遣送制度寿终正寝,农民弃耕促使农业税被取消等。不过,“民间否决”并没有一套机制,只是随机发生,并且集中在改革阻力较小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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