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在七月创造历史。一个总经理的死中止了一项大收购。
上任仅一天的通钢总经理陈国君，据说因为说了一句狠话——“要用6000工人取代现有职工，所有通钢职工都要回去种地！”而被工人们乱拳打死。《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称，“记者在当地走访多人，却没有一人表示亲耳听到陈国君的这句话。”这使得陈的死变得更加无辜。撇开死因不谈，如此惨烈的事件一定有更复杂的动因。
网民大多倾向于支持发威的工人阶级。出自权威之手的评论，则为国企改制的受挫而郁闷。
结果已经不可更改。这是最坏的结果，不论从谁的利益出发。但为何却被工人们视为一场巨大的胜利？
诗意的理解是，这是他们在张开嘴的资本巨鳄面前本能的防卫行为。他们已经觉醒，在屠宰台前，无辜的羔羊愤然反抗，举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制止。拳头和石子落在陈先生的肉身上，他们打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憎恶的阶级。
暴力乃最后的手段。在这样的结果面前，谴责显得特别无力。
最新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庄严地评论道：“这是一场暴力化的讨价还价。事实上，通钢的职工是以集体暴力的手段，反抗了企业改制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他们反对的既不是国资的退出，也不是民间资本的进入，而是整个过程中的不公平与不透明。这不是一个姓社、姓资的讨论，而是一次有关社会公正的冲突。”
如此这般，奋力反对这样的“改制”，自是他们必然的选择。“社会公正”是一个宏大用语，鉴于特定的抗争对象，我想指出他们所追求的公正的其他一些含义。
最容易理解的是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尽管虚幻，但却有实在的好处。大锅饭体制使其能得到生存的基本保障，谁也无权开除自己，剥夺自己按照规定应得的东西，只有在这个体制内，他们才能享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们与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联系，也是制度认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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