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亚洲正身陷源于自身的金融危机之中，该地区所施行的资本主义，成为了所有人青睐的泄愤对象。虽然很难对从印度尼西亚到日本、从新加坡到中国的各个经济体一概而论，谈到亚洲的问题出在哪里，众多学者还是达成了普遍共识。
过去的说法是，亚洲经济体过于依赖外资流动，也过分热衷于通过管控严密的银行输送国家资源，而非依靠更具创造力、更高效的资本市场。许多国家施行的是一种“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和特权企业（往往是家族企业）的利益盘根错节、密不可分。没人督促管理层创造效率，使自身利益与投资者利益保持一致，相反，管理层被与股东隔离开来。总体来看，政府对经济决策干涉过多，导致资本配置不当、市场创造力受到阻碍。
而今，亚洲决策者、监管者、商人和政客们发现，形势发生了逆转。其中有些人对西方的说教感到不满，有些则将其铭记在心。有不少人开始给西方上课，斥责其赌博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信贷催生、资产泡沫式的增长模式。
增强了这种优越感的是，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政府是美国国债和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债券的最大持有人。这些国家实际上是美国灾难性消费热潮的资助者，现在它们希望那种满足感：能够告诉西方他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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