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大多数学业奖项都被穿着整洁校服的中印学生拿去了，自豪的父母正在为他们录像。为数不多的几个犹太男孩似乎斩获了一些奖项，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得奖的不多，除了屈指可数的艺术奖项以外。这些男孩穿着破旧的运动夹克懒散地走上台，披头散发，与此同时，他们有教养的父母则溺爱般的鼓着掌。
数周后，我被邀请参加这所学校一个限制更加严格的会议。该会议是“凭柬入场”，专门面向那些在公车上花5分钟就草草完成家庭作业、或者屁股上总是长钉子的男孩的父母。
带着对不得不早点下班的抱怨，我来到了学校，发现其他母亲看上去全都像我一样不安。她们几乎都是白人中产阶级职场女性，带着为代孩子挨批而停下工作的惊恐的表情。
我那天晚上了解到的事情（除了我儿子需要更加专心这件事以外）就是：在这所内伦敦的精英学校里，父母都是上班族的、富裕的白人男孩正在变成新的下层阶级。当时，这并未让我感到过度烦恼。亚洲孩子理应比我儿子表现好，因为他们更加努力。我不在意地断定，这是文化问题。他们的父母对孩子的鞭策比我厉害。并且，如果像我儿子这类孩子因此拿不到奖，而且有时会因为懒惰而挨骂，这真的不算什么事，因为至少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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